又闻民工荒，而且似乎一年比一年凶猛。而此时，虽然出口在不断回暖，但统计数据表明全年中国出口依然是负增长，这说明订单并未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出口订单并不比此前更多，为什么会出现规模更大的民工荒？

1970-2008年人口出生数量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制图：梅岭

初春时节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已成为保留节目，除了去年。

去年的新闻是金融危机后，企业纷纷金蝉脱壳关门“走厂”，剩下一堆愤怒而无奈的工人。

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压在了已日趋脆弱的农民工供应链上。

随着人口出生的逐渐减少，这根供应链条将无可回避地走向细弱。尽管这一拐点会出现在哪一年研究者尚在争论之中，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供应。

加速这一趋势的是，长久以来，这个庞大而卑微的群体共同制造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却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怀与安全感。

当内陆经济日益蓬勃，尤其是在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一派热火朝天，劳动力需求大为增加，而沿海的工资仅凭一两百元的微弱优势难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时，即使出口已经从万户萧疏转而复苏回暖，但那些漂泊异乡的农民工还是开始了用脚投票，以毫不留恋的姿态离开。

对工人的争夺，正发生在工厂与工厂之间，内地与沿海之间。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们，已经在新的人生观指引下，呈现出了比父辈们更为多元的选择。

民工荒，是资本与劳动力进行工资博弈的信号，更是企业与企业进行竞争力决战的号角。

又闻民工荒，而且似乎一年比一年凶猛——不少媒体根据一些城市劳动部门的数据简单计算说，珠三角眼下缺工200万人，比过往的任何一年都更为严峻。

而此时，虽然出口在不断回暖，但统计数据表明全年中国出口依然是负增长，这说明订单并未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出口订单并不比此前更多，为什么会出现规模更大的民工荒？它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正在悄然发生的怎样的深刻变化？

民工荒是个“伪命题”

短短一个星期内他们就招到了300名普工，“全是女工”，“简直比国足踢赢巴西队还让人吃惊！”

并不是所有人都难以招工，宇龙通信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陈华平就比较轻松。

短短一个星期内，他们就招到了300名普工，“全是女工”。智通人才市场的李秋明总经理一脸羡慕地在旁说道，要招300名男工不难，但在普工这块要一次招300名女工，“简直比国足踢赢巴西队还让人吃惊！”

没有任何秘密，最重要的武器便是工资。

1月，宇龙通信将生产基地从深圳搬到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仅仅带着几名资深员工准备培训当地招来的新工人，结果却发现100多人的招工计划只来了27个。宇龙通信不得不开出了1600元到2400元的普工薪酬——这被他们称为“深圳待遇”，比当地许多企业要高出一大截。“能跟我们比的只有华为”。

当时，他们开出的底薪是1000元，而隔壁一家公司的月薪是770元。招聘的牌子刚打出去，马上就有员工跑过来。第二天，隔壁公司的底薪就涨到了800元。

宇龙通信如此“财大气粗”，底气在于3G市场的火爆。

这家以“酷派”智能手机在国内3G市场中崭露头角的通信制造商，在金融海啸期间迎来市场高速扩张期。此前每年的手机产量仅为20万部左右，但到了2008年10月份以后，随着3G市场的开发和营销模式的拓展，这个数字变成了50万部，而每一部手机带来的利润空间，也远远超过那些鞋子、内衣微薄的出口利润。市场红火，工人就成了赚钱的关键。

目前，公司共有工程技术人员1000多名，生产线工人1300多人。为了留住他们，公司“下足了血本”：在松山湖生产基地的280亩厂区中，厂房面积只占10多亩，其他的土地公司打算建足球场、篮球场以及阅览室等设施；而在员工的公寓里，独立卫生间、太阳能热水器和宽带网络一应俱全，“宿舍里本来打算装电扇，员工说太热，结果老板一句话全部换成了空调。”

工人的“报复”

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长久以来，数以百万的农民工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关怀。当出现了更多选择机会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以毫不留恋的姿态迅速离开。

不是每家企业都像宇龙通信这么轻松。李秋明证实了这一点

李是东莞智通人才市场长安公司总经理，正是他们替宇龙通信安排了招聘会。“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春节后前来应聘的员工数量比往年同期少了10％至20％，而招工企业的数量却比2009年大幅增加，因此缺工现象比较明显。”

在2008年以前的招工季节里，智通人才市场每场招聘会上的入场企业都在五六百家左右。在2009年春节后，入场企业最多的一场只有297家，不到过去的一半。

即使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的工人，有的也不得不忍受着企业苛刻的工资待遇。李秋明观察到，金融危机之后，有少数企业恶意压缩员工待遇以缩减开支，因为工作不好找，许多工人只能忍着，但随着就业渐渐好转，“许多员工义无反顾的离开了这些企业，让那些公司不得不用更高的价格在市场上重新招人”。

其实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

长久以来，数以百万的农民工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长期得不到社会的足够关怀，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当危机爆发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以毫不留恋的姿态迅速离开了这座城市。

随着经济复苏，当订单重新飞来，工厂们不得不开始抢夺工人。

待遇在迅速提高，比如在东莞，过去普工的底薪基本上是按东莞最低工资770元设定，而自去年年中开始，已经有企业主动提到1000元甚至1200元。门槛也开始放宽：过去只招30岁以下员工的企业，现在也将标准放宽到了45岁以下；过去有的企业非女工不要，现在也“男女兼容”了。

这样的变化，已经让那些利润微薄的企业尝到了痛苦。

鞋厂老板李小建苦笑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

但即使这样，在多年从事人力资源招聘的李秋明看来，仅靠简单的加薪和放宽招工条件并不能真正解决日益明显的结构性的劳动力资源短缺现象。他说，从人力管理的成本而言，留住老员工比招聘新人的成本要低得多。但如何留住员工，却并不容易。

“给工人信心更重要。”3月1日，福建一家中型鞋厂的董事长告诉记者。

因为数年前就开始向研发和设计转型，金融危机中他们公司逆市扩张，价格和订单量分别比上一年涨了 20％和50％。到元宵后，原有的3000多工人中已有超过90％返回工厂，令周边那些招不到工人急得跳脚的同行眼红不已。

他感慨道，“不能给他们信心，工人就会用脚来报复”。

翻过一山又一山

“出口企业经历了三次波折，第一次是人民币汇率上升，死了20％的企业；第二波是第二次基本工资上调，又死掉20％；然后是金融海啸——从2005年到现在，对我们企业而言，就是一轮轮的考验，是翻过一山又一山。”

工人的“报复”，早已不是这些出口企业经历的第一个坎。

“出口企业经历了三次波折，第一次是人民币汇率上升，死了20％的企业；第二波是第二次基本工资上调，又死掉20％；然后是金融海啸——从2005年到现在，对我们企业而言，就是一轮轮的考验，是翻过一山又一山。”

在说这段话时，身为“80后”的杜倍纯脸上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她的父亲已在这片红海中打拼了十多年，她上小学时就玩父亲厂里生产的掌上游戏机，后来又用上了厂里的学习机，再后来是VCD、DVD，直到近年开始生产的液晶电视和上网本。

他们的产品全部外销。最早做欧美市场，一个产品能出二三十万台的货，但当2006年他们开始推出自己的独立品牌时，却发现只能卖到中东、拉美、东南非去。

失去了规模优势，他们被迫要开发不同的产品以适应不同的市场，研发能力由此得到锻炼。另一方面，虽然市场规模缩小，但单件产品的利润率却由于竞争对手较少而大幅上升，从而有效地支撑了产品研发的推进。杜倍纯回忆，在从欧美市场转向其他市场的阶段，“也是厂里技术变化最快的时候”。

这一技术路径的转变，也带来了工厂人力资源成本结构的变化——从占25％左右提高到占35％左右，越来越多的钱花在人身上了。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工厂也在进行新的变革，比如过去全部由人工操作的生产工序，渐渐转变为半人力半机械化的操作模式。

从制造到智造

他和同事们一直致力于向许多人——甚至包括温家宝、李克强等国家高层——重复一个论断：鞋业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而是一个高附加值的“时尚工业”。

如何翻过最新的这座山？张鸿的回答是，从制造到智造。

张是位于东莞的鞋业总部基地的副总经理。他和同事们一直致力于向许多人——甚至包括温家宝、李克强等国家高层——重复一个论断：鞋业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而是一个高附加值的“时尚工业”。“一双高档皮鞋价值七八千元人民币，但成本只有几百元，利润比电脑高得太多了。”张鸿指着自己脚上的一双欧式皮鞋说，一个人可以几年只用一台电脑，但穿鞋肯定不只一双。

但在几年前，他们的这个观点不仅外人听不懂，就连业内的企业家也不买账。那时候的老板们只想着订单，一双鞋赚几块钱就很满足了，直到现在生意越来越艰难，利润越来越低，才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未来。

“我们现在跟企业客户沟通时，更多的是强调企业竞争要转向‘智造’而非‘制造’。”张鸿表示，所谓“智造”，并不仅仅是品牌和宣传，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研发和专业细分而带来的产品附加值最大化。

而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都充分意识到了品牌价值的重要性。“今天的107国道两旁，最多的就是鞋业广告，而过去几乎没有企业做这类广告的。”张鸿说。

打工县的“民工荒”——当世界最大鞋企进驻国家级贫困县

5万人的招工规模，10亿的年产值，当这个馅饼落到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头上的时候，县政府忍痛答应了台湾宝成集团的苛刻要求：10年不上税，土地价格贱价出售。

不仅如此，县政府还主动包揽了帮其招工的重任。

然而，1000元左右的月薪，仍然留不住那些想看外面世界的年轻人。第一期1万余人的招工任务，迄今只完成了2500人。

宝加鞋厂内，崭新上产线上，挤满了空手演练的工人　

2月27日上午，在犹豫挣扎了三个多小时后，32岁的苟锡梅还是和老公一起，退掉了去广东中山的长途汽车票。

苟是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人，她在中山宝元鞋厂打了近10年工。这是第一次，她决定，不再去那里了。

苟锡梅留在当地新开的一家工厂——宝加鞋厂里。这家鞋厂与苟在中山的宝元鞋厂同属全球最大的制鞋企业——台湾宝成集团。

这个耐克、阿迪达斯、亚瑟士、彪马等知名品牌的代工商，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在这个人口不过二十多万的阳新城，再造一个“小阳新”：计划招收工人多达5万！

县政府的“抢工”大战

县公务员一天两班倒，在阳新火车站蹲守，派发宝加鞋厂的招工宣传资料。

“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在革命年代，阳新县是中国著名的老区。

打工潮兴起之后，阳新县迅速成为全国有名的“打工县”。全县人口98.3万，每年外出打工的就有 20多万。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代工大户的注意。2008年7月，台湾宝成集团决定，在这里投资建设一个鞋厂。

鞋厂的一期工程刚刚完成，厂名都还没来得及挂出来。四栋建好的厂房里，只有一栋已经投入生产，崭新的生产线上，挤满了空手演练的人群。

根据规划，宝加一旦落成，年产值将达到十个多亿，而整个阳新县的财政收入，去年才刚刚突破7亿元。

对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宝加的到来，如同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馅饼。服务宝成，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第一个服务任务就是招工。按照计划，宝加要在3月1日前招收第一批工人：10300人。县政府主动包揽了帮助其招工的重任。一场“抢工”大战，从春节前开始打响。

县里成立专门的招工工作领导小组，县长亲自挂帅。1月24日，县里专门召开招工动员大会，将各乡镇领导喊到一起，将招工任务细化，从县到镇，从镇到乡，从乡到村，从村到组，层层分解下去。

完成任务与否，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之一。县里明文提出，完成任务有奖，一等5万元，二等3万元，三等1万元。

电视台、户外广告栏、网站、短信群发平台……所有公共宣传工具，都被调动起来。

其时，距农历新年还有半个多月，正是农民工返乡的日子。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作为直接执行部门，几乎是全员行动。劳保局局长梁玉乡亲自带队，在阳新火车站蹲守。

值班表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一直排到正月十五。16个人一班，一天两班倒，列车一到站，这些平日坐在办公室里的公务员们便涌到出站口，派发宝加鞋厂的招工宣传资料。

从温州、上海等地开来的列车多是凌晨到达，周营说，同事们常常熬通宵，冻得直打哆嗦。印发的三万多份宣传资料，发得一干二净。

招到的民工，被当国宝，专人专车直接拉到宝加鞋厂。

民工荒

月薪900—1200元，熟练工1500元，留下的基本是想照顾家里的女人。

然而，虽然加了薪，又有县政府的鼎力支持，宝加鞋厂的招工情况却不甚理想，截止到现在，整个宝加鞋厂的招工人数大约是 2500人。

宝加鞋厂所在的城北工业园，就在阳新火车站对面，这边招工火热，那边背着行囊“东南飞”的人依然不少。

武汉武东车务站宣传科长李金湘介绍，截至2月27日晚18点，阳新火车站总发送农民工18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年还要多1万多人。

2月26日，家住阳新县陈竹村的陈江海在阳新火车站等车，黄发，窄脚裤，22岁的他已经是一岁半孩子的父亲，但他却不想待在家里，他的理由是，“家里的世界太小”。

他在杭州一个制衣厂里打工，月薪2500元左右，在他看来，在家里每月拿900—1200元，简直难以接受。虽然，他在杭州也是“月光族”。

而他的90后妹妹，则直指阳新就是个大农村，“走到哪里都是家乡话，不好玩。”她要去“说普通话的城市”。

80、90后与上一代的观念不同，在工厂里有时甚至引发冲突。东山村的潘龙竹，带女儿一起上班。她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小女儿21岁，以前在中山上班，舅舅是主管，每月不但存不下钱，还要找舅舅拿钱，今年她说什么也不让女儿出去了。但女儿却不愿意留下来，绝食，耍脾气，什么招都使出来，她几乎是将她“绑”过来的。

在宝加鞋厂已经招收的农民工中，已婚的占了一大半，而且基本上是女工。她们给出的理由如出一辙：要照顾孩子和年迈的老人。

留人难

相比沿海，这里离家更近，对村民们来说，有事或者是干不习惯了，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

显然，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想要留下人才，有些条件并非后天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

来自宝成集团台湾总部的吴坤庭负责宝加鞋厂的招工和员工的薪酬设计，他说，培训新工人，是一个难题。内地缺熟手，宝加鞋厂就从沿海往内地调。早在去年10月份，宝成就已经招聘了一千多人，直接用火车拉到东莞，培训完再拉回来。

而所有的中层干部，也是从东莞、中山等地带过来的。这里建好的唯一一栋宿舍，就是给这些“干部”们住的。

28岁的吴坤庭从台湾来到大陆，先在东莞待了几个月，然后就被“发配”到了阳新宝加鞋厂，黑框眼镜，PUMA运动装，耐克鞋，走在工厂的人群中，他特别显眼。

在台湾，他最喜欢干的事情是看电影，逛街，但到了这里，下班之后，他能干的事情只有一样：上网。

阳新地处湖北东南部，距离省会武汉130公里，吴每次来这里，先要飞到武汉天河机场，然后再坐3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县城。

这也正是新生代民工们不愿留下的最重要原因。

摆在吴面前的问题，不只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有本地工人的难以管理。在阳新宝加鞋厂投产以前，他们就已经招收了一批工人，有的没干两月，就走人了。

相比沿海，这里离家更近，对村民们来说，不用考虑昂贵的路费，有事或者是干不习惯了，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

在江西的另一个工厂，还曾出现，只要一个村子里办酒席，一村人就不来上班的情况。

政府的妥协

“我们看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像宝加这样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来都是“造城，造镇的”。

如所有的制造企业一样，宝加鞋厂之所以内迁阳新，看中的就是这里低廉的成本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分管宝加所在工业园的阳新县副县长邱永恒说，宝加落户时，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不但要求十年税收全部返还，还要求土地价格每亩不能超过5000元（当地工业园用地均价为3万元—5万元每亩）。“开始我们根本接受不了，县里开了无数次会讨论，最终决定接受。”邱永恒说，县里接受的理由，就是看好宝加将来的带动作用，不仅其需要工人，宝加的配套企业也需要工人，对这个打工大县来说，是双重利好：一可让富余劳力在家门口就业；二可带动消费，提升GDP。“我们看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邱永恒说，像宝成这样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来都是“造城、造镇的”。

正因为如此，县里才不惜一切，要将宝加“留下来”。

签约时，宝加提出，要求县里在一个月时间，完成工业园区的拆迁工作。这涉及三个村子，县里按时完成。由于安置房还没建好，2008年春节，拆迁户们就在搭在野外的棚子里过年。

这让宝加看到了当地政府的诚意。

邱永恒还讲了另一个细节，去年10月份，订单回暖，宝成鞋业在东莞的一个工厂急需一千多名工人，彼时，该出去打工的基本都出去了，县里将指标分派给各个乡镇，不到一周时间，就帮其解了燃眉之急。

随后，宝成集团决定，将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由300亩扩到500多亩，再又由500多亩扩到600多亩。而用工规模，也由1.5万人，扩大到5万余人。

周边村民已经开始打起了这里的“主意”，载人摩托车，水果摊，手机充值卡，各种小生意开始往这里汇集，和保安们玩起了捉迷藏。

对许多进厂村民来说，这是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公交车第一次开到了村里，上班挤公交到工厂，下班再挤公交回到家里。“我们也是上班族”，有大婶开玩笑说，他们第一次和城市里的上班族拥有了同一个时间。

（作者：黄河 陈新焱，责任编辑：蒋波）